98岁还在拼，这个“草人”太狠了……
“我想用自己的所学，
让国人强壮起来。”
骄阳似火的夏日，一栋“楼龄”奔五的普通民居在绿荫下显得古朴安静。
98岁的任继周正在一间小书房里伏案写作。他时而拿起书桌上的放大镜查阅资料，时而对着电脑显示屏上的特大号字进行修改。
因为有点儿耳背，任继周并没被《环球人物》记者的来访“惊扰”到。面积不大的家中，客厅里陈列简单，一张旧沙发和两抽桌，其余位置摆放了几个大书柜。
·2022年7月26日，任继周接受记者专访。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摄
一面墙的陈旧书柜中摆满了和“草”有关的书籍。这正是他投入一生的研究。
他从甘肃回到北京已有10余年，但一直心系西北，从未放下自己热爱的草业。
每年，他都会回到兰州，去实验室、草场看看，还在甘肃农业大学为学生们开讲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尽管没法出门，他依然每天工作5小时，远程指导学生课业、潜心编写教材。
“年纪大了，但我还想继续为草业做点贡献，我本来就是‘草人’嘛。”任继周笑着说。
虽然听力不佳，但任继周身子骨健朗，与记者交谈起来声音洪亮，精神矍铄，丝毫不显疲态。
他至今清晰记得自己到达兰州的那天。
1950年2月，他携妻子李慧敏一同踏上奔赴兰州的路途。“我们先从南京到西安，再到兰州。从西安到兰州没通火车，我们一路走土路、睡土炕，足足走了21天。”
当时兰州条件很差，风沙大，吃水要到黄河里去拉。任继周到达时正是寒冬，北风呼啸，宿舍的窗户用纸糊上避风。
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任继周一点也不在意，反而对在这里的工作生活充满了期冀。
“甘肃横跨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地类型非常复杂，这就是完美的草原标本区。”任继周说，“这里是研究草原科学的宝地，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全国仅有30多个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足5万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更少，正是国家用人之际。
1956年，国务院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由周恩来、陈毅负责组织，范长江以科学规划小组组长身份主持。
“周总理提出了几大国土问题：草原、沙、碱、滩涂、水土保持、低产田等，当时全国对草原的研究还处于流动调查阶段，我看到了草原工作的重点和发展趋势，这是时代赋予我的责任。”
于是，任继周决心在西北大干一场。
·青年时期的任继周。
他花了一年时间走遍甘肃，对全省草原状况进行初步考察。他一进草原就是数月，每天在帐篷里和虱子、臭虫同眠。
“最大的困扰就是虱子。”为此，他特制了一件上下衣相连的工作服，用“六六六”农药浸泡晾干后再穿上。
他使用马车和毛驴当交通工具，更多的是靠一双“铁腿”，“山路险峻，常常一边是岩石，一边是万丈深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攀爬过去”。
任继周一年跑破一双翻毛皮靴和多双布鞋。在走过甘肃和宁夏的每一片草原后，他执笔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和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还必须建立实验站。
1954年，任继周在草原类型较为典型的天祝马营沟建起了我国第一个高山草原定位实验站——甘肃天祝草原站。
这个位于海拔3000米的实验室其实只有两顶白色帐篷，什么设备也没有，生活物资更是缺乏，时常有野狼和熊出没。
任继周曾写诗记载当年的情景：“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迹绕帐房。浓烟滚滚难为炊，寒风瑟瑟透衣裳。”
·1980年，任继周（前左）与牧民（前右）、学生蒋文兰（前中）亲切交谈。
他就常驻在这样一个实验站进行科研工作，创下我国草业科学多个第一↓↓
提出草原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地分类方法；
编写出《草原学》教材，这是我国第一部大学草原学教材，被农业部选出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成果；
在甘肃农业大学成立草原本科专业，成为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
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使当地草原生产能力提高5倍，成为我国大规模改良草原的常规方法之一……
“想让国人强壮起来”
“我能取得今天微末的成绩离不开家人和师长的培养。”任继周说。
他出生在山东一个书香门第，在家中排行老四。二哥任继愈比他大8岁，一生对其影响最大。
“二哥总是督促我多读书，幼时，他就教我背诵了《古文观止》和英文版《伊索寓言》。”
抗战爆发后，任继周随家人频繁搬家。时任西南联大讲师的任继愈给家里写信，不忘关心任继周的学业，他常说：“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没。”他省吃俭用，将10个月的工资积攒起来，赞助任继周就读著名的重庆南开中学。
在动荡岁月里，少年任继周营养不良，体弱多病，只能躺在床上看书。他还感染了痢疾，痛苦不堪。就在颠沛流离中，任继周亲眼看到动荡时局带给国人的艰难困苦，感慨万分。
“二哥学哲学，他告诉我，哲学有点务虚，希望我将来到大学里学习一些更实用的学科。”
于是，任继周决定科学报国，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前身）的冷门专业——畜牧业。
“面试时，院长冯泽芳问我，你为什么要考畜牧业？我说，我的身体不好，不光我，中国人的身体都差。我想改变我们的食物构成，用自己的所学，让国人强壮起来。”
任继周回忆说：“听完我的回答，冯院长笑着说，‘你这口气不小！’”
就这样，任继周开始了自己的报国之路，也遇到了自己的多名“伯乐”。
“在中央大学学习期间是我的读书黄金期。恩师王栋先生送给我很多专业书籍。”任继周埋头学习，昼夜打字、记笔记，勤奋刻苦给王栋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任继周每读一本书或一篇重要论文，都将读书笔记交给恩师批阅。
1948年，任继周在毕业后成为时任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的助教。为了将任继周培养成畜牧系和未来草原学科的人才，盛彤笙希望他能再进修一两年牧草学。
“盛彤笙先生还委托中央大学的同事罗清生教授，为我进修期间的吃住问题、实习场地、图书资料等方面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盛先生多次来看望我，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业，让我非常感动。”
任继周后来致信盛彤笙，表达了自己的决心：“生愿郑重申明，于明年进修期满后，保证赴兰，绝对秉承吾师指示，于进修期间不兼作研究生或兼营任何副业，专心研读牧草及有关科学，以期确有进益，以报吾师厚望於万一。”
当时，恰逢中国家畜生态学科创始人汤逸人辞任联合国粮食组织畜牧专员，他从美国寄回来了2-3吨的专业书籍以及联合国FAO小册子。
任继周代为开箱清点，这些资料有关于家畜管理的，有关于动物营养学的，有关于遗传育种的，种类非常丰富。
他兴奋地说：“这些书籍让我对世界草原状况和最新的科学成就有了深入了解，奠定了我从事世界草原科学研究的基础。”
“愿做一棵小草”
正当任继周在西北大展宏图之际，全国开始奉行“以粮为纲”，大量将草原开垦为耕地，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草原研究也被抛到了犄角旮旯。
但他坚持自己的初心，始终没有间断草业研究。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任继周被选为代表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科学的春天来了。”
那一年，他已经54岁。
第二年，任继周就在甘肃农大开设了《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课程，开始草业的教学和研究。
“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质疑我，觉得草没有那么大价值，看不起草业，但我不怕，因为我是‘草人’嘛。我就想尽快让草地农业的理论和观点走出校园。”
当时，身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钱学森给了任继周有力的支持。
“钱老对我影响和帮助非常大。”任继周回忆说，“有一次开会，我们俩的座位挨着，就草产业问题进行了探讨。钱老问我：‘林业有16个产业部门，草业有多少产业部门？’那时候还没有草业，但他这么一说我就吃了定心丸，决心发展草产业。”
一年后，任继周就将形成的“3个因子群、3个界面、4个生产层”的草业科学框架雏形方案摆在了钱学森面前。
“钱老对我将草产业学科迈出校园、走入社会，起到了关键性一步。没有他，我现在可能还在校园讲学术问题，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将草业变成了一个产业。”
1981年，任继周拿着申请到的10万元经费，带着10个人，创办了我国首个草原生态研究所——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并将其建设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草原科学重点学科点。
由于在草业科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1995年，任继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这一领域的首位院士。
扎根西北70余年，任继周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草业。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所研究所高薪聘请他去做科研，被任继周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想留在祖国，留在西北。我很感谢我的祖国，没有祖国的培养，哪儿有我的今天。我小时候经历过抗战，亲眼看到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心里很难过，我立志要报效祖国，尽自己的力量让祖国强大起来，这就是我一生的追求。”
2019年，夫人李慧敏去世后，任继周将自己多年积攒的工资、养老金等全部所得陆续捐了出去。
“我在青年时期赶上了好时代，如今祖国和平，经济发展，我能安心做科研，还有什么所求呢？”
他抬起头，望向二哥送他的一副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陷入沉思。
·二哥任继愈送给任继周的对联。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摄
“从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开始，我就被深深吸引，我愿意做一棵小草，扎根到这里。”任继周说。正如他在《土地深层的乐章》一文中所说：“小草寂静无声地贴着地皮艰难地生长，却把根深深扎到许多倍于株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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